中国今年GDP增速有望超6%；最高45%的个税税率太高了，应考虑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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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反复的冲击，经济增长态势仍显疲弱。近期政策层面约束逐渐放松，开启了经济和市场环境修复的契机。

展望2023年，经济恢复态势有多强劲？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如何焕发经营活力？如何在危机中寻找新的动能？居民层面，如何增加收入，提振消费，促进经济良性循环？

筚路蓝缕，新年开局，搜狐财经策划了《2023，看好中国》专题报道，通过对话12位著名财经人士，从不同角度研判新的一年如何重启经济。本期对话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

贾康认为，2023年中国经济大概率会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且由于2022年基数较低，同比年度增长率应该可以达到6%以上甚至更高。从长期来看，应该秉持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的趋势并没有被颠覆这一具有客观依据的认识，更好地掌握主观方面的要领，在应对不确定性中把握好确定性。如果企业具备这样的认识，自然会倾向于长期主义的行为方式。

贾康表示，中国经济的成长在未来一定还会表现出韧性与回旋余地，是不断挖掘潜力的过程。从基本判断上来看，中国虽然已经在制造业规模上发展到全球第一，但是大而不强，必须实现升级发展。

“中国工业化总体而言现在是从中期向中后期、后期转变的过程，这一方面表现为我们的短板和不足，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后面的成长性空间是非常值得看重的。和工业化发展、经济社会成长密切关联的是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真实城镇化水平应主要看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现在还仅有46%），未来还有与进一步高速发展和向前推进相匹配的空间。” 贾康说。

由于居民收入减少以及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进一步降低，2022年我国出现了消费乏力的问题。贾康指出，消费在本年度的增长率很低，一度还是负增长，是一个非常需要看重的问题。要应对这个问题，他认为源头上必须要抓好就业支撑和经济景气恢复，让老百姓有收入即有钱可花，以及消除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些不确定性带给民众的后顾之忧，从而减少预防性储蓄，即让老百姓有了钱还敢花钱。

“现在来看，明年全球经济的总体形势不令人乐观，世界各经济体平均增速不会太高。中国在跟全球大市场互动中，要注意及时防范一些外部不良因素的冲击，控制风险。” 贾康表示，总体来说虽然明年全球经济景气水平偏低，但中国在双循环中仍具有很多优质的投资项目，关键是要做好科学决策、抓好投资的有效性，充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以下为对话精编：

搜狐财经：您曾提到中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的趋势并没有被颠覆。具体如何理解？

贾康：我强调的首先是看清工业化城镇化的空间，从基本判断上来看，中国工业化现在总体而言是从中期向中后期、后期转变的过程，虽然制造业规模上已经全球第一，成为世界工厂了，但是大而不强，必须实现升级发展。这一方面表现为我们的不足和短板，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后面的成长性空间是非常值得看重的，这是客观的因素。而和工业化后面的发展、经济的成长密切关联的，是中国的城镇化，未来还有与城镇化高速发展向前推进相匹配的巨大成长空间。

工业化、城镇化两个进程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现在中国的城镇化真实水平不能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5%，要看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现在仅仅只有46%，14亿中国人里的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市民身份，未来几十年还将会有3亿多到4亿人要从农村迁徙到城镇。

工业化、城镇化，匹配上改革开放四个大字体现为基本国策的市场化、国际化，再加上科技第一生产力意义上的信息化，以及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过程中间的法治化、民主化，中国的成长在未来一定还会表现出相当可观的韧性与回旋余地，是不断挖掘潜力的过程。

从长期来看，我们应该有一种对于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这个趋势并没有被颠覆的基于客观因素的认识，并更好地掌握主观方面的要领，从而在应对不确定性中把握好我们的确定性。如果企业具备这样的认识，自然会倾向于长期主义的行为方式。

搜狐财经：您对我国2023年的经济发展态势有怎样的一个预测？

贾康：我觉得大概率在新的一年里，扛过年初疫情高峰期后，中国经济会明显地往上走。而2022年基数比较低，同比年度增长率应该可以看高到6%以上，而实际处理得好，数据还会更高一些。

搜狐财经：2023年在我国的宏观政策上，您认为应该注重哪些方面的发力？

贾康：财政政策上需适当提高赤字率，加大公债的发行规模，货币政策要更积极地考虑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搜狐财经：由于居民收入减少以及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进一步降低，2022年我国出现了消费乏力的问题。扩大消费对于我国2023年经济发展有着怎样的重要性？您认为重点应挖掘哪些人群，采取怎样的措施拉动消费，释放消费潜力？

贾康：消费在2022年度的增长率低，并一度还是负增长，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看重的问题。但分析认识上不能只看消费，首先要看消费它的前提是什么？要有老百姓收入的支撑。由于这一年三重压力的交织和疫情冲击，大量提供就业的小微企业十分困难，已在就业岗位上的许多人工资水平也不可能提高，可能还会压低，甚至有一些是工资欠发的。由于收入没有足够支撑力，后边的消费也不可能得到我们意愿中的增长。

另外即使有收入，人们也还有一个风险意识，就是如果预期不好，那么就得增加预防性储蓄，边际消费倾向会下降。储蓄这方面的表现，是在本年度里明显增加，合乎关于有“后顾之忧”的分析逻辑。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怎么应对它？源头上还是必须要力求有就业的支撑和经济景气的恢复。实现经济景气恢复和就业支撑，除了有前面已经讨论的长期来看的客观因素，还需要我们的宏观政策加大扩张力度、实施必要的刺激，此外，还必须特别考虑怎么样对症下药去恢复市场信心，扭转市场上的不良预期，使企业、特别是大量的民营企业把定心丸吃到位。

促使经济景气上升，还离不开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消费是基础作用，而投资是关键作用。除了一些短期辅助性的像消费券等这样一些刺激消费的措施之外，更根本的是要从源头上抓好有效投资，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更好地帮助大量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抗寒过冬，让他们能够继续发挥支撑新增就业90%到100%份额的重要功能。

还要消除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些不确定性而给民众带来的疑虑，减少预防性储蓄。所以在养老、医疗保障、子女义务教育保障和住房保障等方面，要以制度改革更好地形成全套的社保体系。这样才能降低对居民消费倾向的抑制，使已经有收入的老百姓敢花钱，原来收入有困难的老百姓得到就业机会以后减少困难、消除困难而有钱可花，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拉动消费。

搜狐财经：2023年，力促我国经济增长重回合理区间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您认为在专项债、税收、地租、利息等方面应给予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怎样的支持，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贾康：首先是要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好统一市场。要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让企业主、员工感觉有法律给他们提供公平正义的环境。此外还得有针对性地提供一些支持：比如疫情冲击之下，我们曾经对小微企业提供财政贴息的优惠贷款，有必要的话这种方法还可继续运用。

在具体的一些区域、特别的行业里，要有针对性地去解决问题。应高度重视消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政府真正体现出怎样实现职能的服务型转变，急企业之所急，想企业之所想，给他们提供能够更好地来发展的相关条件。这种条件总体来说是体现公平正义、公平竞争的条件，和亲、清的政商关系，而决不是拉关系、处关系、扭曲的不良状态。

搜狐财经：受到疫情反复与房地产市场遇冷等因素影响，2022年作为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税收收入和土地出让金收入均受到冲击，财政政策的加力空间有所限制。在财政可持续发展方面您有怎样的观察建议？

贾康：财政的可持续性也就是控制风险的问题。在当下，过紧日子特征特别明显，一些地方政府非常困难。往前看，要在中央的统筹调整和部署之下，抓好经济发展，总结经验教训，避免损失浪费，积极培养财源，做好增收节支。各个地方情况千差万别，我说的这几条带有共性，各个地方的情况就得有个性上的处理了。怎么培养财源，怎么控制支出，怎么样优化本地的产业结构和政府收入结构，怎么样更好地扶助当地的民生，都得具体讨论。

全国整体来看财政的可持续性现在还没有特别大的威胁。虽然过紧日子了，赤字率在提高，公债规模在提升，但我们仍然是世界上主要经济体里边公共部门负债率比较低的经济体，我们还有这方面的回旋余地，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还有，就是要注重掌握好可行性，更珍惜这种政策空间内的可用政策工具，把财政服务全局的功能更好地发挥。

不要太看重某一个时段上的赤字率。国际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都表明，在适当提高赤字率的时候，服务全局往往是正面效应为主的。2023年财政适当提高赤字率，不会威胁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而是为大局、全局服务必要的一个选项。

搜狐财经：2023年您认为支出方面应该重点投向哪些领域？

贾康：原来所说的一些支出重点都继续有效，比如说发展科教文卫，优化社会保障，支持一些必须要做的改进民生的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再有就是给一些经济增长点应有的支持，比如新基建。关键就是要力求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地努力地发挥好乘数放大效应。像一些政策工具和创新机制，比如说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产业引导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都应该非常积极地运用起来，这样才能少花钱多办事。

搜狐财经：面对当前经济环境，您认为个人所得税，尤其是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是否可以做一些调整？

贾康：个人所得税上一轮的改革值得肯定的，是终于推出了综合机制，也调整了老百姓一般都习惯说的起征点（更准确讲应该是费用扣除额），还有新推出的专项扣除也是必要的，今后还可能让几种类型的专项扣除更丰富些。

未来再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中特别要注意的是，现在只是把四种劳动收入做了综合，非劳动收入一分钱都没有综合，这个不合理，形成了对劳动收入的税收歧视（综合了就超额累进了，不综合就是个简单的比例税率）。那么下一轮应该考虑适当地把一些非劳动收入，比如说金融资产的利息，是不是可以纳入综合。还有，现在七级超额累进税率延续了45%最高边际税率，太高了，实际效果不好。它在现实生活中间并不能调节到那种所谓厂主型富豪——很多人认为对那些人的高收入应该调节，但是他们如不给自己开工资，你就调不到。他们高消费的支出来源属于他们的实际收入，但都可以打入自己公司的费用支出里，就躲开了个人所得税。

这个问题全世界都有，不是我们国家单独有的。那么实际的结果，这个45%最高边际税率是结结实实地落在了那些知识分子型、创新型的人才头上，这不利于我们在国际竞争局面下稳定高科技企业的高端人才队伍，不利于鼓励知识分子型的专家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创新潜力。所以下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还得考虑降低最高边际税率。

现在粤港澳大湾区、海南、深圳都有经过国务院同意的在地方推出缓解高端专家个税税负的区域性措施，这也表明下一轮个税改革一定要更好地、更规范地解决这个问题。

搜狐财经：您预测2023年的全球经济形势将如何？会有哪些机遇和挑战？

贾康：现在来看，明年全球经济的总体形势不令人乐观，世界各经济体的平均增速不会太高。中国如果自己能够更好一些，也得注意，在跟全球大市场互动中要及时防范一些外在不良因素的冲击，控制风险。总体来说明年全球经济景气水平偏低，很精确的预测还做不到，但我们要做好应对外部低迷情况的思想准备。

中国怎么样抓好投资有效性？要特别注意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其实我国既有强烈需求又有要素供给能力的有效投资可选项目太多，绝对不像有些人所说的，中国投资已经饱和了、找不着好项目了。关键是项目可研要做好，投融资科学决策机制要做好。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