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降税后甲方要求降

一、降税必须降价？

国家增值税调整政策一出台，有的企业就接到客户来函，要求原签订合同降价。理由是合同价格是含税的，增值税率降了，合同价格当然也应当随之降价，这是国家政策。有的来函，还运用合同法上的不可抗力规定，说明降价要求的合法性。

不少企业界人士认为，降税就应当降价，合情合理合法。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二、合同法上的情势变更法则

因增值税降低3%，而要求合同相应降价，其实质是要求变更合同价格条款。因此，降价要求成不成立，就要看变更的理由是否符合合同变更的法律规定。

我国《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解除。”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结合我国《合同法》，可以得出结论：合同变更有两种情形，一是协议变更；二是情势变更。对于协议变更，这个，只要当事人协商一致，双方自愿，法律当然予以支持。但是，对第二种情势变更的情形，如果双方发生争议，就应当依法认定。

情势变更必须符合两个实质要件：一是发生不可抗力；二是该不可抗力导致明显不公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三、降税不能适用情势变更法则

不可抗力，是指签订合同时不能预见、不能回避、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国家政策的变化，一般属于不可抗力。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不可抗力，都可以适用情势变更法则。

国家增值税降低3%，从表面上看，这确实是不能预见、不能回避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似乎符合情势变更的第一个要件。但是，不会导致明显不公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也就是说，不符合第二个要件。

增值税降低，是国家为了减轻企业税负，增强企业活力的政策措施。而且，对所有企业都是普惠的，交易双方都从宏观上享受到了国家增值税降低带来的优惠。没有因此导致一方受惠，另一方受到明显损失的情形。因此，降税不能适用情势变更的法则。

顺便说一下，国家降税，甚至不属于商业风险。商业风险，是指由于市场波动或国家政策调整等，可能造成一方商业损失的可能性。显然，国家降低增值税，没有造成任何一方商业损失。因此，连商业风险都算不上。

四、这两种涉税约定，能否构成“降税降价”理由？

在现实交易中，有如下两种常见的涉税约定。这些涉税约定，能不能构成“降税降价”的协议变更？

1、含税价

有的合同约定，“本合同价格是含税价”，或者在价格条款后加一个括号“（含税价）”。这种情况能不能构成“降税降价”的理由？不能！

显然，这种价格约定，虽然涉税，但是，只是双方对价格已包含税的说明，或者只是双方对交易税负的一种约定，没有“降税降价”的意思表示。

2、涉税开票约定

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涉税约定是，双方约定了类似这样的条款：乙方须向甲方开具16%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样的开票约定，也不构成“降价降税”的理由。

这种开票约定，虽然涉税，而且还提及了税率16%，但这种开票约定，只是双方对税种、开票种类的约定，不具有“降税降价”的意思表示。

降税降价必须在合同约定中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方应得到法律支持。没有这样的明确意思表示，都不能构成降税降价的理由。实事求是地讲，上述两种常见的涉税约定，在订立合同时，谁也没有考虑今后增值税降低了，价格是不是要降低的问题。因此，订立合同时，根本不可能作出“降税降价”的意思表示。

五、“降税降价”反而显失公平

国家本次税改，把增值税率降低3%，目的是减轻企业税负，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要促进企业的创新能力。在政策上属于一种普惠政策，每个企业都享受到。因此，如果一方坚持降税降价，实际上是剥夺了交易对方享受国家税改政策的权利。如果支持这种主张，反而显失公平，也导致国家税改政策目的落空，更可能导致交易秩序的混乱。

六、CAM谈判说辞

在CAM服务企业法治管理时，要针对企业管理流程节点，制定相应的管理预案。这些管理预案中，有一项内容叫做谈判说辞。特别是在涉及企业对外谈判，或者处理对外纠纷的重大涉法节点上，或者制定日常法务的“应急预案”时，我们对常见问题一般都要制定相应的谈判说辞方案，并且通过管理预案的不断运用，积累起大量的工作案例。案例化，是CAM企业法治管理的重要方式。

预制谈判说辞，有一个好处，就是企业管理人员在遇到涉法问题时，可以根据CAM管理预案操作说明书，进行熟练的、规则化的实务操作，确保他们高效、准确、合法地处理各种重大涉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