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摘要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当下，共同富裕已成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一个主题词。

因此，为了早日完成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势在必行。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是一种具有累进性的直接税，可以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起到调节作用。

而费用扣除作为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的调节能力可以起到重要影响。

经济学研究背景

共同富裕在我国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具备重要的意义；尤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当下，共同富裕已成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一个主题词。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富裕；二是如何共同富裕。

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2020年我国整体基尼系数高达0.468°远高于国际上0.4的警戒线，并且相较于之前年份出现了上浮。

因此如何有效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以早日解决如何共同富裕这一问题，便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的重要话题。

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作为一种对居民直接征收的累进税，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时起到的作用极为突出。

而费用扣除作为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起到减税效果的同时，也会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产生影响。

研究理论意义

首先，在立足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当下，居民收入公平分配的作用被越来越多的重视，而居民收入公平分配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然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居高不下，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共同富裕的伟大进程，所以研究如何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极具意义。

其次，可以为我国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政策的完善提供一定借鉴。个人所得税是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最为重要的税种。

然而我国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政策存在较多缺陷，阻碍了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职能的实现，因此研究综合所得费用扣除政策具备一定的现实意义。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因素

外国学者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获得大量成果。其中经济发展程度、政府财政支出、税收因素、人力资本等都被看作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

研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了对后世影响及其深远的的“倒U型曲线”。

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初期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必然呈现扩大的趋势。

而之后，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会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出现缩小的趋势。

之后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决定了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要想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要提高整体的人力资本投入。

运用美国数据对财政转移支出以及税收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财政与税收会对缩小地区以及城乡差距产生积极作用，但不同政策产生的影响不同。

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更有利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外国学者普遍认为税收是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

而要想利用好税收的调节作用，提高具有累进性的直接税比例是非常重要的，而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作为一种较强累进性的直接税，其地位十分重要。

我国综合所得费用扣除政策的发展历程

在我国，综合所得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及稿酬所得四项所得。综合所得费用扣除政策即这四项所得所适用的费用扣除政策。

而这四项所得于1993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之后确立，自1994年立法开征以来，综合所得费用扣除政策经历了一个循序演进的改革历程，这一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分类课征阶段与综合课征阶段。

由于专项扣除相对固定，而慈善捐赠扣除覆盖面小，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影响有限。

分类课征阶段在这一阶段，四项所得适用独立的费用扣除标准，分别计算个人所得税。而在此阶段，费用扣除政策的调整主要围绕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进行。

根据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工资薪金所得适用800元的基本费用扣除；劳务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适用定额扣除与定率扣除相结合的方法，每次低于4000元的，费用扣除额为800元，每次高于4000元的，费用按照20%扣除。

而在1994年职工年平均工资在4500元上下，平均每月不到400元，因此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群十分稀少。

在之后多年间，由于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费用扣除标准始终始终保持不变，直至2005年。

2005年10月27日，我国将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基本费用扣除从每月800元提高到1600元，于2006年开始实行。

而此次调整主要背景为，随着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工薪阶层成为缴纳个人所得税收入的主要群体，这显然是有悖个人所得税初衷的。

因此，需要提高基本费用扣除以减轻工薪阶层的税负压力。2007年6月29日，我国将1600元的扣除额提高到2000元，于2008年开始实行。

这次调整同样出于缓解居民的生活压力，而具体2000元的扣除额是由城镇人均消费支出以及每个就业者平均负担的人数计算得来的。

2011年6月30日，我国将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调高至3500元。而这次调整的主要依据为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

经过此次调整，我国有大约6000万人不再需要缴纳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此阶段以“小步微调”为特征的费用扣除政策调整，未真正触及改革的实质内容和中心环节。

四项所得依旧分类课征，“一刀切”的费用扣除标准同样没有得到完善。

综合课征阶段在此阶段，综合所得正式形成，四项所得开始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综合扣除；而与此同时，更能体现纳税人个性的专项附加扣除开始实行，这项政策无疑更符合税收公平原则。

2018年8月31日，我国将基本费用扣除由3500元提高到了5000元，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以及赡养老人在内的六项专项附加扣除；

与此同时我国规定对四项所得进行综合征收，采取按月预缴年末汇算清缴的方式进行征收。

而在此次重大调整的背后主要有以下原因，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居民的收入渠道不断丰富，分类课征无法全面衡量纳税人真实税负能力的弊端逐渐显现。

而“一刀切”的基本费用扣除早已无法满足纳税人对减负和税收公平的要求。

与此同时，税务部门征管水平的提高以及纳税人遵从意识的增强，也为四项所得的综合征收与专项附加扣除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而5000元的费用扣除额是以城镇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消费支出为基础，在考虑通货膨胀的基础上适度提高得来的。

2022年3月28日，婴幼儿照护费用被正式纳入专项附加扣除的范围。这无疑体现出国家对减轻居民税收负担以及鼓励生育的政策倾向。

通过对我国综合所得费用扣除政策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历次调整均以减轻居民税收负担为主要目标，基本费用扣除额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而专项附加扣除的加入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差别化费用扣除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