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税对福利的影响

所得税类是以企业或个人的所得，劳动报酬或者是利润为征税对象，从而调节居民和企业的收入分配格局，来促使经济高质量发实现其公平性，基本上来说，所得税类在促进公平上有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也是经济从注重效率到更加关注效率与公平二者关系上的关键所在。

与货物劳务税类相同的是，在税收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选择的作用下，所得税类通过改变居民的效用函数以及厂商的生产函数，来实现资源配置高效率，提升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效率，以此来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增长。

从需求结构角度来看，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通过消费者的收入效应可知，消费者预算线仍然会向内平移，在效用最大化的驱使下，消费者改变原有消费组合，从需求结构方面推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促进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匹配做出贡献，同时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在供给结构的调整上，征收企业所得税会降低企业的税后利润，相当于企业成本的提高且这种成本不可转嫁，这会刺激企业减少生产要素成本，调整自身生产策略和方向，提高企业科学技术水平，推动企业创新，以此增加企业在市场的竞争力。

在竞争的大背景下，竞争力弱的一些低端生产者退出了市场或改变原有的生产模式，形成了地区间、产业间和行业间的良性循环产业发展链，改善产业间信息不匹配的环境，从公平的角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要素得到了更好的配置和优化，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因此也从效率的角度诠释了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意义。

所得税类的征收在经济增长效率方面的影响作用不仅仅是消费结构、生产结构的调整，也涉及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率的变化。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征收，会减少劳动力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削弱我国居民“高储蓄”的局面为增加投资额打开新格局。通过所得税类调节收入分配，改变了纳税人的投资基础和能力，从而引导纳税人向国家政策方向投资。

同时，政府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对社会特定投资品偏好产生直接影响，对有关于环保和科技创新行业实施税收减免等政策，从而引导投资方向，继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在影响投资效率方面，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使得资本从重税部门转向轻税部门，从企业所得税高税率国家转向低税率国家，从而对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产生影响。

同时，由于我国税制结构的不完善，会使得我国资本的外流，降低投资率，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所得税类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作用的路径不仅是上述提到的来源于税收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选择的效应路径，而且还包含税收对于劳动投入的效应路径。

在税收对于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下，对个人征收所得税类会导致劳动供给的下降，而收入效应会使得劳动供给的上升，由于二者作用效果完全相反，这就使得税收对于劳动的净效应是不固定的，但由于收入效应对促进劳动供给有正效应，并且与所得税类的平均税率有直接关系。

因此，政府在运用税收政策和税制结构来调节宏观经济时，要注重减少税收对于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增加收入效应的效果，从而提升劳动力供给，以此来增加经济上的劳动投入，从而促进产业的发展，对调节产业之间的关系起到促进作用，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所得税类对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劳动供给数量上，还表现在质量方面。

在前期，劳动力的质量提高源自于自身的教育程度，在后期，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取决于职业培训程度。企业的发展的持续性受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影响，产业的结构升级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对于教育和职业培训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既可以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又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培养优质人才，为企业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提供优质劳动力，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我国，将职工教育经费作为企业所得税的抵扣项，以此来鼓励企业和个人注重教育培训，增加必要的教育支出，来达到提高劳动力质量的效果。所得税类对于经济增长稳定性的作用主要是来源于所得税类所具有的“自动稳定器”功能。这种功能是指所得税类可以对经济活动的变化做出自动的反应。

从而减少经济的波动，以此来提高经济在高质量增长中的稳定性。“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机制在于所得税类会根据经济的增长或下降来变化自身，从而自动的影响总需求，进而从某种程度上缓解经济的波动。在经济的通货膨胀时期，经济的繁荣会提高个人的收入，我国个人所得税由于采用累进税制，从而使居民的收入进入更高的纳税登等级，增加了税收，这使得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购买力降低，减少了消费，缓解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当经济处于萧条时期，失业和就业压力的上升，使得个人可支配收入下降，个人所得税减少，这也导致了税收的下降，但税后个人收入并没有下降很多，因此经济通过个人所得税的自动调节作用稳定了购买力，为经济的复苏和恢复打下了基础。

由于自动调节功能依赖于累进税率和对个人的收入调节，因此，货物劳务税类不具有该功能，这使得所得税类和货物劳务税类比例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自动稳定器”作用的大小。若在税制结构中，所得税类的占比大于货物劳务税类的占比，则税制结构对于经济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就大，反之则小。

并且，在所得税类中，税种的累进程度越高，则其对与个人的收入影响越大，调节作用越强，从而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也越大。但是，由于不同税种的税收收入弹性存在差异，因此，不同的税制结构对于经济的自动调节作用和效果是不一样的。所得税类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经济波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仅依靠税制结构来调节经济周期波动是很有限的。

因此，还需要其他的宏观政策来配合，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经济高质量增长来说，社会公平的实现，与增长效率是同等重要的。收入分配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很重要的范畴。所得税类对于收入分配所起到的调节作用是货物劳务税类所无法替代的，其对于调节收入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有着较大的作用。

税收对于收入分配的作用路径表现为其通过税制结构的调整以及税收政策的实施来降低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增加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从而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对收入再分配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个人所得税通过累进税制有效的对个人收入起到调节作用，根据设定不同的税率等级以此来对收入起到再分配的作用，同时，在消费税的帮助下，对于高收入人群所消费的高奢商品征税，都有效的降低了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从而起到了调节作用，进而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公平性。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居民所拥有的生产要素逐渐变多，如资本、技术等都参与到收入分配的环节，并且这些生产要素占到个人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因此，通过与财产税等税类相互配合更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同时，财产税等税类还会影响到收入的代际分配，从而对整个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长期的影响。

税制结构中的所得税类对于收入的这种调节作用是有限的，由于造成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税收在这中间对于再分配的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其只能使高收入人群降低收入，从而变相的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实际上，它并不能增加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因此，在税制结构发挥调节作用的同时，税收政策也要发挥其功能，用转移支付的方式来增加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进而对经济高质量的增长起到推进作用。

税制结构中的所得税类对于提升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公平性来说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并且其对于消费和投资效率也起着影响。由于货物劳务税类不具有“自动稳定器”功能，因此所得税类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就至关重要。

所得税类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效率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长持续平稳性、绿色发展、生活改善程度以及收入分配公平这六个方面，都有着促进作用，进而从各个方面影响着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并且，其作用路径也是相当广泛的，从税收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选择的效应、到税收对劳动供给的效应、再到税收对投资的效应等路径，呈现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