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岸所得税避税

瑞士联邦是全球最古老的理财圣地，迄今为止仍是全世界最大的避税天堂。今天我们就来看从20世纪初到今天隐藏在瑞士银行里的总资产在全球演进的过程。

瑞士金融大爆炸

一战告终后，瑞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得了金融霸主的地位。在1920—1938年之间，由瑞士银行管理的离岸资产，即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属于外国人的资产，整整翻了十倍多：100亿瑞士法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变成了1250亿。

这种活跃程度与欧洲财富增长的停滞形成对比：由于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现象的产生，欧洲各大国的私有财富在1938年大致与1920年处于相同的水平。其结果就是，旧大陆家庭金融资产总数中藏于瑞士的那部分在一战前大约占0.5%，微乎其微，此时快速增长到了2.5%。

是谁拥有这些财富？自二战以来，苏黎世的银行家们有着固执己见的传说：瑞士的繁荣来源于逃避极权统治的储户们。对于持这种论调的人而言，1935年颁布的银行保密法有其“人道主义”的基调：颁布它的目的是帮助犹太人躲避纳粹的巧取豪夺。

比如1996年《经济学人》杂志就声称：为数众多的瑞士人对其银行保密制度引以为豪，因为在1930年代投票通过的保密法是为了帮助受迫害的犹太人保护它们的储蓄，这种行为令人敬佩。

这个传说受到众多历史研究者们的猛烈抨击。沃尔克委员会给1933年到1945年之间外国人开设的220万个账户找到了主人，其中有3万个人依据不同确凿程度归属于大屠杀的受害者们。贝尔吉和他团队建立的数据体系表明是在20世纪20年代，而非30年代发生了瑞

士金融大爆炸。

自1920年到1929年，被管理的资产总数每年平均增长14%。而1930年到1939年，平均每年增长还不到1%。增长最快的两个阶段是1921—1922年和1925—1927年，紧接法国对大额资产加大征税幅度的年份之后。银行保密法是紧随大规模的资金流入之后颁布的，而非相反。

尽管事实与银行家们的宣传相反，这个传说并未消失：它只是变了一种样子。他们迫不及待地再三强调大多数客户在税务方面无可指摘，他们把钱存在瑞士只是为了躲避本国的政治压迫和政局不稳。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当今瑞士机构管理的财产60%属于欧盟居民；但除非将欧盟认为是一个专制政权，否则这个结论和前一个一样似是而非，站不住脚。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瑞士银行的主要客户是法国人。以这一时期最大的理财银行瑞士信贷为例，法国人在托管的外国资产排行榜上高居首位，占43%，远远超过各占8%的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以及占4%的德国人。

地理位置分布的数据并不完善，因为储户往往不会留下他们的真实地址，比如瑞士的一家酒店，在这种情况下资金就记入本国居民而非外国人的名下，但是贝尔吉委员会所收集的所有其他数据都证实法国资本雄踞榜首。据分析，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瑞士持有法国金融财富的5%，这是相当惊人的。

这些隐藏的财富是什么样呢？它们主要由外国证券构成：德国公司或是美国铁路公司的股票，法国和英国的政府公债等等。而瑞士证券占据着相当次要的地位，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单单靠其狭小的资本市场，不足以吸收大量涌入的外国储蓄存款；二是外国证券的收益率更加诱人，如北美证券约为5%，而瑞士证券的收益率仅为3%。

金融证券之外，还应加上一部分现金结余，比如登记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传统型的存款和一小部分金条，但是外国股票和债券仍占绝大多数。要理解这一点很关键，因为这是误解屡屡产生的源头。

总的来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外国人在瑞士持有账户并非是在瑞士投资。他们使用这些账户在别的地方投资，比方说美国、德国或者法国，银行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谄媚者一贯宣称瑞士的成功地位源于瑞士法郎的坚挺、瑞士的低通胀率或是其政局的稳定等等说法是荒谬的。外国储户们通过他们在苏黎世或伯尔尼的账户进行如同在巴黎或罗马一样的投资理财：他们购买里拉、美元或英镑标价的证券，又会在贬值、出现纰漏、破产和战争的影响下抛售。

这些纸券在瑞士保管和在其他地方保管没有什么区别。对于个体而言，把证券托付给一家瑞士银行，唯一的好处就是逃税，一贯如此。如果法国纳税人把证券放在法国，无论哪一家银行托管，他都必须在全部收入和财产基数上纳税。但是由于瑞士银行不对外交流任何信息，包括不对瑞士政府，尤其是不对外国政府，只要不在税单上申报就可以作弊。

对伯尔尼的首次威胁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瑞士的资产管理陷入了危机，首当其冲的原因是客户稀缺。战争的破坏、金融市场的崩溃、战后的通货膨胀和国有化使欧洲财富水平大幅度下降。旧大陆的私有资产下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法国和德国的国民总收入仅为今天的五分之一。瑞士未受影响，然而别的国家却破产了。

1945年到1950年，隐藏的财富总值萎缩，这是1914年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最重要的是，瑞士首次遭遇到来自国际联合力量要求其取消银行保密法则的威胁。1945年春天，在美国和英国的支持下，戴高乐将军向瑞士联邦示好的行为提出了一个强制性的条件：伯尔尼必须帮助法国识别未申报财富的所有权人。

根据当今的统计数据，瑞士银行所管理的法国债权中的大部分中的三分之一是美国证券，因为实体位于美国本土而尤为巨大。因为怀疑瑞士给轴心国充当奸细，美国于1941年6月冻结了这些资产。

为了解冻这些资产，华盛顿要求拿出两项证明文件：一是由瑞士证明这些资金的真实归属者，二是由法国税务机构证明这些资产经过申报。如果不首先尝试对隐匿在日内瓦的法国财富征税，休想让美国国会通过马歇尔计划输出数十亿美元。

面对这样的覆顶之灾，瑞士私人银行的历史可能就此终结。然而，瑞士银行家们和政府同谋巧妙地躲过了这一劫。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根据历史学家雅尼克·玛丽娜·舒芬贝尔的研究，这依仗于一场大规模的造伪行动。

他们造伪证税投资于美国证券的这部分法国资产属于瑞士公民或是巴拿马的公司，而巴拿马正是可以堂而皇之地创建虚假空壳公司的地方。华盛顿在看到伪证之后转而投降，解冻了资产中的绝大部分。尝到甜头之后，这一骗局在2005年被瑞士银行家们再次运用，以帮助他们的客户逃避一项新的欧洲税。

必须挑明的是，从巧言令色地传播为银行保密法正名的神话到包庇逃税者们的大规模骗局，这一切都证实了众多瑞士银行家们的虚伪行径。解决逃税问题不能建筑在他们所谓的良好意愿之上，而这正是最近一些反逃税计划所犯的错误。比如2013年开始生效的与英国签订的所谓“鲁比克”协议，银行同意在没有任何检查措施的情况下，对英国人的账户征税并将收入奉还英国皇室国库。

但终将逃不过历史的裁决，这一类型的协议注定会失败，因为银行总会找到借口声称他们没有或者很少有英国客户，从而不征税。决裂是在这样借口中制胜的关键：不再依靠银行家们的良好意愿或自发的申报，而是采取限制措施和客观的验证流程。

瑞士作为金融中心的黄金时代

20世纪40年代末，在挫败了第一次国际反银行保密联盟之后，瑞士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得以巩固。理财服务的规模迅速增长，20世纪50、60和70年代是黄金时代。60年代末的资产增长率堪与20年代媲美。根据估算，70年代中期，欧洲金融资产的5%藏在瑞士银行的保险箱里。

贝尔吉委员会的行动从70年代开始就终止了，但那以后我们有了一个观察离岸金融发展的新站点：美国财政部对外国人持有美国金融证券的调查。这些数据是迄今为止衡量避税天堂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主要估算工具。

1974年，启动了第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调查。只占世界人口0.1%多一点的瑞士却“拥有”属于外国人的美国金融证券的三分之一，远远超过英国（15%）、加拿大（15%）、法国（7%）或德国（3%）！

美国财政部的统计学家们根本就无法知晓是谁把这些美国股票和债券托付给了瑞士的银行。尽管他们怀疑主要是法国和德国的储户把他们的财产交给日内瓦或苏黎世的银行管理，但是他们无法量化这个现象，只能把它们全部登记在瑞士的债权上。所以美国调查不是显示谁拥有了世界财富，而是这些财富由谁来管理，一张避税天堂的地图而非财富的分布图。

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让海湾王子们财富剧增，瑞士也从中获利。对于这些新的投资者们而言，拥有一个“离岸”账户并不能带来财税上的好处。大多数石油出产国不征收资产所得税，这些财富大多属于拥有独裁权力的家族，其权力包括取消征税，这样就分不清是国有还是私有，或者以中央银行管理的储备形式存在，或者以君主所有的基金存在，或者以家族基金的形式存在，而所有这些财产形式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

这些石油带来的美金源源不断地流入瑞士而不是美国，原因很简单：比起纽约来，苏黎世有着不记名的好处。这是一个有利的王牌，因为海湾的统治家族最害怕的莫过于人们过于紧密地窥视他们的投资。还有什么能比他们一夜暴富，在世界各地购买土地房产和企业更任性的行为呢？而正是瑞士银行可以帮助他们施展这种魔幻的权力而不招致过多注意。

然而70年代，大量涌入的资金导致瑞士经济处于不稳定状态。非本国居民虽然主要拥有的是外国证券与美金，但他们有时也对瑞士的投资极感兴趣。这种情况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时又一次出现。

新兴避税天堂的伪竞争

从20世纪80年代起，瑞士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避税天堂。1986年，伦敦随着英国金融市场的解放而重振雄风。很多新的财富管理中心出现了，如中国香港、新加坡、泽西岛、卢森堡、巴哈马等。

在所有这些新兴避税天堂中，私人银行家们做着和在日内瓦同样的事情，他们管理外国客户的股票和债券账户，收集红利和利息，提供理财建议，以及其他附属业务，比如开一个很少或几乎没有报酬的账户。而借助于银行保密法，他们提供一项客户迫切需要的服务：可以免交收入税、财产税和继承税。

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所有想逃税的欧洲资产都涌入瑞士。当时已经出现几个小的避税天堂，如摩纳哥，但因为它们地位低微，所以自80年代起，逃税资产的大部分转向欧洲、亚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新兴离岸中心。

然而，我们并不需要夸大这些新避税天堂带给瑞士的竞争。因为尽管所占市场份额下降，瑞士理财管理仍然空前地繁荣，当然它黄金时代的增长率消失了。根据2013年的官方统计数据，瑞士的外国财富高达1.8万亿欧元。其中约有1万亿属于欧洲人，相当于欧盟家庭金融资产的6%。根据计算，这是历史最高水平。如果以为瑞士金融地位丧失，这话还为时过早，它从未像现在这样繁荣过。

事实上，新兴避税天堂的竞争只是表面的现象。将瑞士作为亚洲和加勒比新生力量的对立面并无多大意义。新加坡和开曼群岛的大部分银行都只是瑞士银行设立在那儿招揽新客户的分支机构。

凭借瑞士联邦和外国签订的协议就可以不必理会对银行保密法的攻击，仅靠寥寥几个签名，账户就可以在苏黎世和香港之间周转。以谨慎著称的历史悠久的私人银行，少数由合伙人管理自身资产的百年机构也在拿骚或新加坡有其分支机构。

魔鬼三角：维珍群岛—瑞士—卢森堡

各个避税天堂与其说是相互竞争，不如说各自在财富管理的领域专精于某一环节。以前是瑞士的银行家们提供着一整套的服务：执行投资策略，保管证券，通过著名的编号账户帮助隐瞒所有人的真实身份。现在，只有保管证券还真的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其他都转移到了别的避税天堂，如卢森堡、维珍群岛和巴拿马群岛，所有这些地方都协同合作。这就是当今国际财富管理的程序。

大部分投资不再通过银行。这个任务被交给了专职人员：理财基金管理者。基金集合储户的钱财，然后在全世界各地投资。这样能让他们平均下来比个体投资者获得更好的收益，而个体投资者们只需选择对他们最有保障的基金。

但是基金在瑞士是极少存在的，欧洲人投资的大部分基金都分布在其他三个避税天堂里：卢森堡、爱尔兰和开曼群岛。“传统的”基金，如著名的可变资本投资公司和法国证券投资基金业，近二十年来主要设置在卢森堡。只有50万居民的大公国因此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基金投资国。

一个有趣的经验是：让你的银行把你的储蓄投在可变资本投资公司，而当你查阅银行的广告册时，你有二分之一的机会发现这家公司的总部设在卢森堡。对冲基金大部分躲藏在开曼群岛，因为那里对于投机的法律规范相当宽松。而在爱尔兰，除去可变资本投资公司和对冲基金之外，是货币基金偏爱的地方。

欧洲理财代理们大部分仍然在巴黎、伦敦和法兰克福，也就是在靠近他们的客户群体的地方，但是基金仍然在它们所归属的避税天堂的法律管辖范围内。这样操作的益处何在？它可以合法地规避为惩罚作弊者而建立的各种税项。

就拿一个投资美国股票的卢森堡基金来说吧。根据两国之间签订的税务条例，美国不向他们发给基金的任何红利征税。在大公国，基金的红利和发给储户的红利都不征税。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爱尔兰和开曼群岛。

相反，在瑞士，基金分发的红利面临35%的税项。瑞士的基金迁移到了卢森堡，储户们通过他们在日内瓦的账户主要购买卢森堡的可变资本投资基金。瑞士还让其他的避税天堂掌握了隐藏债权人身份的各种技巧。编号账户如今受到反洗钱法的禁止。它们被信托、基金会和各种影子公司所取代。

在20世纪60年代，瑞士的账户都是用一连串的数字来识别的。如今，金融业的创新奇迹使它们变成了一连串的字母。在银行账单上，账号12345变成了公司ABCDE。殊途同归的是，真正的债权人都无法辨识。而且不仅只是在瑞士才有影子公司，它们遍布于一小撮避税天堂，在那里注册成本低廉，手续便捷，稳妥可靠。

信托则是大英帝国的专利把戏。2013年瑞士超过60%的账户通过巴拿马的影子公司，以及在维珍群岛注册的信托，或位于列支敦士登的基金公司持有。在资金方面，英联邦的信托无法与银行保密制度匹敌。

即便瑞士丧失了垄断权，今后只在国际金融理财的大循环中占一个环节，但基于两个原因，仍应认为它是国际金融理财的中心。首先，整个理财链是从它的银行头脑中设计出来的：尽管表面上位处维珍群岛，影子公司仍然是在日内瓦的银行设立账户的。其次，储户购买何种基金，通常是根据瑞士银行家们的建议。尤其重要的是，税务作弊既不是通过维珍群岛也不是在卢森堡，而是于瑞士完成的。

瑞士银行现今最大的客户群仍然是欧洲人，他们通过地处英属维珍群岛的信托或影子公司持有他们的资产，并享有与编号账号时期同等的匿名度。他们最青睐的投资是持有卢森堡的基金，在瑞士银行保密制度和大公国无所忌惮的保护下几乎不用上缴任何税款。

维珍群岛—瑞士—卢森堡：这就是当今位于欧洲逃税问题核心的地狱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