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税各种税的税负弹性较小

中国为了提振自身的制造业，积极应对美国渐渐冒头的低税模式，可能最好的应对之策也是低税模式

冯兴元/文

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7年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降成本方面，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

确实，民企企业税费负担重的呼声最近陡然升高，中央的减税降费政策将是一场及时雨。具体而言，近日“死亡税率”这一说法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反响。

而“死亡税率”源自一家著名的民间智库在2016年11月3日召开的《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与税制改革研究报告》发布会。负责出台此份研究报告的课题小组负责人、著名财政学家李炜光教授，带队调查了四个省的四个城市，包括东部浙江省杭州市，中部的湖北省武汉市，西部贵州省的贵阳市，东北大连市。每个地方收集30个左右企业的调查问卷，并与企业家座谈，进行焦点小组讨论或专题座谈。

（一）

课题组发现调研结果与国税总局发布的结论很多是相反的。其中一大发现是：至少根据经历了“营改增”的那些被调查民企的反映，有几个行业“营改增”后税负应该是增加的，而非政府所承诺的那样改革后行业税负总体上“只减不增”。

被调查企业中有57家企业先后经历了“营改增”的过程，有36家（63.2%）反映税负提高了，12家（21.1%）减轻，9家（15.8%）不变。这里房地产行业一共14家，13家企业认为“营改增”导致税负增加，占该行业被调查相关企业数的92.6%，仅有1家企业认为税负没有变化，没有1家企业认为税负降低。此外，被调查的各9家医药行业和农产品加工行业企业的税负均增加。这说明房地产行业、医药行业和农产品加工行业很可能难以实现中央提出的确保所有行业“营改增”税负“只减不增”的初衷和承诺。

在所调查的上述113家企业当中，认为本企业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占到了87%，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占8%，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这种主观感知是很重要的，属于民营企业家切实的感受。

不过，也有人说上述主观调查结果还不过硬，应该拿出客观数据。那好，普华永道和世界银行最新报告《Paying Taxes 2017》（2017年度纳税报告）有客观数据：中国企业各种税费负担占其净利润的百分比为68%。而美国只有44%。

正是在上述“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研究课题成果发布会”上，李炜光教授指出，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过高，过高的税负对企业意味着死亡，相应的税率或可以叫“死亡税率”。李教授的意思是，如果让民企按照规定的税率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叫“死亡税率”。李教授的话一语中的。这是因为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而过高的税费负担足可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其实这也是我国当前民营企业税负重、经济持续低迷的一大真实原因。

针对此问题，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周天勇教授也提出一组数据，数据显示，波士顿咨询公司2013年的研究报告指出，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到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预计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到2018年，预计美国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

“死亡税率”的提法也得到了众多民营企业家的呼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在最近一次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计划花10亿美金去美国建厂，并在那里生产汽车玻璃。也就是说，他准备跟进美国的“再制造业化”。其原因是相对于中国大陆，在美国生产汽车玻璃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他表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率跟美国比高35%，在美国生产夹层玻璃成本比中国高4倍多，但总利润还是会多10%。

曹德旺董事长的发言引起了众多企业家的共鸣，关于“死亡税率”的讨论也被带向了新的高潮。众多企业家的痛点被击中。很多人认为，要想维持中国的世界制造中心地位，需要尽快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完善与税制相关的各种问题，否则这也许是压跨中国制造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当然这些观点也不一定毫无偏颇之处。

（二）

其实我国宏观税负本来就重。从宏观税负角度，结合其它数据也能看到中国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比较重。我们先看看我国的宏观税负。宏观税负是指一个经济体的政府全部税费收入占GDP的比重。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6708亿元。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52217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43088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2330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560亿元。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实现利润23028亿元。这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包括了国有土地转让收入3.25万亿元。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当中一部分上交给财政，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后者占前者的11.1%。

一个正常口径的宏观税负应该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国有企业利润。国有企业利润本来归国有企业的出资者即政府财政所有，也就是属于财政收入。至于政府把89%的国有企业利润留给国有企业使用，那相当于政府支出其财政收入，把这部分财政收入转移支付给国企。

计算这样一个正常口径的宏观税负（口径1）时，就是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以及国有企业利润加起来除以GDP。由此可以得到2015年我国正常口径宏观税负（口径1）为38.5%。

但是，很多地方政府部门拥有“三乱”收入（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趋缓，这种“三乱”抬头的问题是存在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越是拮据，“三乱”问题越会变得严重。完全有理由保守估计地方政府的“三乱”所获占GDP为1.5%，那么宽口径宏观税负（口径2）还会增加1.5个百分点。这种估算是有道理的，“三乱”的规模是不透明的，但不会少。地方政府通过“三乱”，实际上从GDP中继续抽取了大量的资金或者占用其它资源，相当于继续征税。于是，2015年宽口径宏观税负（口径2）就是口径1宏观税负加“三乱”收入占GDP的比率，至少为40%。

这种“三乱”的计算是保守的小口径估算，没有考虑到地方政府以低补偿标准、不按市场价格标准支付征地费用，其实就是地方政府获得大量与征地有关的隐形收入，可以以保守方式按GDP的2%来估算。加上以后就得到更宽口径的宏观税负（口径3）42%。

中国2015年的通胀率（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为1.4%。通货膨胀等于征税，因此也叫“通货膨胀税”。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的观点，政府应该维持币值稳定，如果货币当局通过滥发货币制造了通货膨胀，那么政府应该按照通货膨胀率这一比率数字同等程度地向社会成员退回税金。因此，我国比上述计算更宽口径的宏观税负（口径4）需要进一步考虑通胀率。其计算方法就是把口径3+通胀率，得到43.4%。

其实，由于目前雾霾问题严重，或者为了迎接大型活动，有关地方关闭工厂、工地或者市场，或者限制开工开业。对于企业来说，其蒙受的损失，至少也算是一种“税费”。这种“税费”可以至少按GDP的1%计算。这样得到宽口径宏观税负（口径5），等于口径4+停工损失率，得到44.4%。

上述口径还没有考虑这么多年来各地往高虚报GDP增长率所导致的GDP虚增造成的宏观税负计算公式中GDP分母偏高问题。也没有考虑我国2015年一般预算赤字23551亿元（即赤字率达到3.48%），更没有考虑到其它政府负债的净增状况。因此，我们还没有计算口径6，口径7和口径8的宏观税负。

我国由于以间接税为主，宏观税负中大多数税负是由企业承担。但是民营企业绝大多数在竞争性行业，挣扎在竞争剧烈的“红海”当中，其产品所面对的需求弹性大，民营企业难以转移税负。目前一些学者认为民营企业税负是间接税，就容易转嫁税负，这种看法无疑是错误的。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正常经营的企业而言，也许能够承受一定的税负水平，但是加上社保费率问题、融资问题、债务问题以及经济周期的影响问题、甚至地方政府部门骚扰等等，就会使得民营企业无以为继。由此看来，民营企业税负不仅仅是一个反映其绝对纳税额的绝对概念，也不仅仅是反映税额占营业额、净资产或者净利润某个比例的相对概念，它也是一个需要综合考虑其它企业成本的相对概念。

目前很多民营企业同时承受着税费负担、社保费率、融资难、债务负担、经济周期影响问题以及地方政府骚扰问题。这些方面的减负或者局面改进，对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均能发挥正能量的作用。最近著名财政学家李炜光教授在讲一家著名民间智库的论坛上谈到“死亡税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民营企业阶层的几乎一面倒认同，与财税部门的声音几乎对立。李炜光教授指出，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过高，过高的税负对企业意味着死亡，相应的税率或可以叫“死亡税率”。李教授的意思是，如果让民企按照规定的税率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叫“死亡税率”。

其实，民企的惨景不仅仅限于“死亡税率”，很多民企还面对着“死亡利率”。大量民企依赖借民间高息贷款生存。如果是短期贷款，还能撑一撑，累计金额大了，借入时限长了，就是要它们死的“死亡利率”了。

回到我们的税负主题，如果在经济下行时从税制改革角度（而非仅仅出台某个临时政策）实行减税或者全面推行低税模式，这不但可以为民企减轻实际上的成本压力，还有助于提振民企投资的信心和民企活力。而从税制改革角度为民企减税或者全面推行低税模式正是一项重要的供给侧改革，是当下的决策者需要考虑的方案。

更重要的是，低税模式优于减税政策。低税模式给予民营企业更稳定、更长期的预期，更能促进民营企业的投资和创新积极性。据说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想把美国企业所得税率降低到15%。而且美国对企业不征营业税或者增值税。特朗普意在重振美国制造业，实现美国的“再制造业化”。很可能先降减美国国内企业的所得税，而对其海外企业维持较高的所得税。如果美国转向这样一种低税模式，对全世界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中国为了提振自身的制造业，或者应对美国渐渐冒头的低税模式，可能最好的应对也是低税模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