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增值税留抵退税、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作者：俞杰 万陈梦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刊期：《财政科学》2022年第1期

内容提要

本文以2018年部分行业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长江三角洲先进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探究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短期内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异质性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非国有性质、规模较小、成长性较好、杠杆率较低以及所处营商环境不理想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进一步放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限制与适度缩短留抵退税期限等相关建议。

关键词：留抵退税 融资约束 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结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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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摘编

引 言

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尤其要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技术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企业则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如何有效激励企业进行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政府的工作重点。然而，研发创新活动往往具备着高成本、高风险以及很强的正外部性等特点，这些特点极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自主研发的积极性，因此，政府需要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来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缓解企业融资压力，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并提升自身的创新绩效。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国家近几年出台的一项为企业减负的重要税收优惠政策。一般纳税人企业购进固定资产、不动产、货物或劳务，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的部分，即构成留抵税额，可以结转至下期抵扣。我国大约有30%的企业存在不同规模的留抵税额，增值税留抵税额总量已高达上万亿元。一般认为留抵税额的产生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政策性因素，如政府进行价格管制而导致价格倒挂、国家储备、增值税多档税率使纳税人出现“低征高扣”等；其二是非政策性因素，如企业生产的季节性、企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等。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大规模留抵税额的产生，如果长期得不到退还，留抵的增值税构成企业的资金占用，增加企业潜在的融资压力，则不利于企业的创新驱动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了进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减少纳税人的资金占用，我国自2018年以来开始试行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增值税留抵退税可以增加企业的现金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资，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从理论上讲，留抵退税政策的出台有利于存量留抵税额不大、新增投资（购进）金额较大的企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企业，而这正是政策引导的关键。改进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处理对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重大意义，此举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增值税对经济运行的扭曲，改善企业融资约束。综合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以及税务机关的征管条件和成本等因素，国家于2018年首次大规模地允许部分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18个行业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按比例退还，并于2019年允许符合条件的部分先进制造业企业申请退还100%的增量留抵税额，2021年又将100%退还增量留抵税额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医药”“化学纤维”等五大领域。学者们对于增值税留抵退税可以引导企业增大投资、研发，扩大再生产，促进经济增长及扩大就业等方面进行了广泛地研究，但对于留抵退税政策如何缓解融资约束，进而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却鲜有讨论。

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表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这源于企业的研发投入、技术引进和分工深化（Comin 和 Hobijn，2010），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核心和关键驱动力（程惠芳和陆嘉俊，2014；李廉水等，2020）；二是企业资源配置的效率，即企业能否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具有更高回报率的项目中（Hsieh 和 Klenow，2009）。Syverson（2011）按照影响因素发挥作用的直接程度，将可能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演化路径的因素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大类，并指出税收优惠属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外在因素，在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杨莎莉等（2019）指出税收激励在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部分学者认为税收负担的降低会增加企业的现金流，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压力，进而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可能性（Rego 等，2012；于文超等，2015）。

目前，我国比较重要的税收激励政策是增值税留抵退税。这项政策出台前，我国绝大部分企业的增值税未抵扣进项税额只能结转至下一期抵扣，而不能得到退还，这导致企业原本可以用于生产经营、投资等方面的资金被政府占用（刘怡和耿纯，2018），融资成本提高，研发创新能力被削弱（危素玉，2021）。有学者从税务或会计处理的层面来探讨留抵退税（杨纪红，2016；李霄羽，2019；马锦军等，2021；韦明翠，2021），侧重于税收筹划的角度。更多学者关注留抵退税的成因、规模、负担机制、行业分布等（卢雄标等，2018；蒋楠，2020；刘怡和耿纯，2020），侧重于机制分析与国际经验比较。除此之外，少数学者采用实证分析法，探究了留抵退税对企业的影响。刘怡和耿纯（2018）运用2010-2011年企业层面的税务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留抵税额实际上提高了企业的创业成本，退税有助于鼓励企业创业，从而促进企业成长。何杨等（2020）利用多元回归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发现留抵退税政策通过增加企业现金流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从而提升企业的价值。刘金科等（2020）研究发现，留抵退税政策通过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刺激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

目前鲜有学者从实证角度研究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而全要素生产率恰恰是衡量企业创新驱动的重要指标。基于以上事实，本文以长江三角洲的先进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探究增值税留抵退税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根据研究结论为留抵退税政策的进一步优化提供对策建议。

全文刊于《财政科学》2022年第1期，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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