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增值税

内容提要：超额负担是最优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设计的关键要素。本文尝试将企业异质性引入增值税的效率分析，构建一个估计企业异质环境下增值税超额负担的结构框架。采用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数据的估计显示，增值税多档次税率和繁多优惠政策造成企业间税率差异悬殊，超额负担很小：平均而言只相当于同期实际产出的0.94%，在经济总的效率损失中增值税的份额只有0.81%，大多数行业和分析时段增值税的超额负担基本上可以忽略。

政策模拟还显示，在维持进项税率分布不变的前提下统一销项税率，增值税的超额负担不仅不会下降，反而会上升，平均损失上升到同期实际产出的1.17%。本文的这些结果表明，在短期内取消所有增值税的政策优惠、推行一致税率收益其实不是特别明显，反而可能带来较大效率损失。通过渐进方式完善中国增值税制度较为可取。

一、引言

税收不仅仅是政府与纳税人间的收入再分配，还会给整个经济带来额外的损失。这种额外损失即为税收的超额负担（excess burden）或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它是税收效率和最优税收理论的核心。税收超额负担的根源在于不同行为主体或商品间的税率差异引致消费、生产行为变化，从而扭曲资源配置。增值税作为中国的第一大税种，由于多档次税率、链条不完整、区域间政策不协调等原因，增值税的税率差异明显，且90%表现为行业内企业间税率差异（陈晓光，2013）。那么，增值税的超额负担究竟达到怎样的规模?

增值税超额负担的程度直接影响相关的税收制度安排。人们早就注意到，从纠正外部性角度考虑应该允许企业（商品）间存在税率差异（即庇古税和补贴）。差别化的增值税率和税收优惠也是常用的产业政策工具。然而，近年来Mirrlees et al.（2011）、欧盟委员会和IMF等建议消除增值税率差异，实施一致税率的增值税。国内学者也提出了大量类似的政策建议（郭庆旺和罗宁2002；岳树民，2003；胡怡建，2011；吴晓强和赵健江，2017）。这些建议的理论基础是Atkinson-Stiglitz定理。

基于该定理一致增值（商品）税率的支持者认为，即使对不同商品实施差别税率存在某些好处，但可能不足以弥补差别商品税率的超额负担（Mirrlees et al.，2011；Piketty andS aez，2013）。这样，是否应该取消增值税税率差异实质上变成了一个经验问题：如果现实中增值税的超额负担并不大，花费较大的代价调整现行税收体制就得不偿失，用差别税率纠正外部性、以税收优惠作为产业政策工具就值得考虑。然而，正如Nygard and Revesz（2016）所指出的，目前这方面的经验研究仍然十分欠缺，将企业异质性引入税收超额负担估计的经验研究更为稀少。

本文尝试将最近发展的企业异质性（企业生产率与需求异质性）估计与传统税收超额负担研究结合起来，提出异质企业环境下增值税超额负担的结构估计方法。由于计量方法的发展和微观数据的日益丰富，使企业异质性研究成为可能，并成为推动经济学各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

虽然企业（商品）间税率差异是税收超额负担的根源，但在税收超额负担的分析中企业异质性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本文同时引入包括技术异质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需求异质性（纵向和横向产品差异）在内的多维度企业异质性，采用产业组织和国际贸易的经验分析文献中常用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推导出无扭曲情形及只存在增值税扭曲情形下的两个反事实配置，并根据税收超额负担的经典定义得到增值税超额负担的表达式。

然后运用结构估计方法，识别出相关技术和需求参数及企业异质性，并最终形成增值税超额负担的估计。希望本文的尝试能够在将企业异质性引入税收效率的经验研究方面有所促进和推动。

本文将上述方法运用到对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各二位数行业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行业内增值税的超额负担其实很小：平均而言只相当于同期实际产出的0.94%，在经济总的效率损失中增值税造成的损失只占0.81%，且在大多数行业和分析时段增值税的超额负担可以忽略不计。政策模拟显示，在维持增值税进项税率分布不变的前提下实施一致销项税率，增值税的超额负担不仅不会下降反而会上升，平均损失上升到同期实际产出的1.17%。

中国增值税制度的多档次税率和繁多税收优惠政策的典型特征，导致行业内企业间实际销项税率和进项税率非常明显的异质性，一般认为这将扭曲资源配置、造成严重的效率损失。

然而事实上在众多造成经济扭曲的因素中，增值税的超额负担并不是排在首位的。本文的研究表明，在短期内取消所有增值税的政策优惠、推行Mirrlees et al.（2011）等所建议的一致税率，收益其实不是特别明显，反而可能带来整个经济蒙受较大损失的风险。通过渐进方式完善中国增值税制度较为可取。

二、制度背景和文献综述

（一）制度背景

增值税是中国各类税收中收入最大、份额最高的税种，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现行增值税体系以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为基础，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开始实施，经过2004-2009年增值税转型改革和2012-2016年增值税扩围改革（即“营改增”），形成了目前的增值税体系。

多档税率是造成企业间增值税税率差异的重要因素。理想状态下的增值税体系应具有统一的税率，然而处于扶持特定产业以及保证重大税制改革期间的平稳过渡等原因，长久以来中国增值税一直保持着多档税率（杨志勇，2018）。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增值税设置了高低两档税率（17%和13%），同时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适用零税率，对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的征收率。2012年起“营改增”开始试点并推广，为了保证改革顺利平稳进行，试点方案是在不增加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前提下设计的，因此增值税又增加了11%和6%两档税率。

2017年7月颁布实施的《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取消了13%一档税率并简并至11%。2018年5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将17%和11%两档税率下调至16%和10%，2019年4月起进一步下调为13%和9%。目前中国增值税共有13%、9%、6%和0%多档税率，一般纳税人适用简易办法征税，小规模纳税人按3%税率纳税。多档税率使得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不能完全匹配，导致出现了“低征高扣”和“高征抵扣”的现象，使得企业间的增值税结构极为复杂，实际税率高低不一（刘柏惠等，2019）。

企业税收遵从度、地方税收征管能力差异和名目繁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样造成了企业间增值税率差异。首先，不同企业间的税收遵从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虽然增值税实行严格的税票抵扣制度，但现实中依然存在企业为了避税逃税采取伪造或虚增增值税进项发票等现象（蒋为，2016）。其次，中国各个地区的税收征管能力存在很大差异，这使得同一行业内不同地区间企业的有效税率差异明显，陈晓光（2013）发现区县一级的差别可以解释约60%的企业间增值税有效税率差异。

最后，不同地区为了招商引资推出了名目繁多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也使得企业间增值税有效税率千差万别。

上述种种原因共同导致了中国企业间增值税率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扭曲了企业面临的要素价格，损害了增值税的“税收中性”原则，从而导致企业间要素的错配和无谓损失。这种由税率差异引致的无谓损失正是税收原理中超额负担理论的研究目标。

（二）文献综述

超额负担理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Dupuit（1844）的研究，几乎与经济学的发展同步。然而由于数据和计量方法的缺乏，直到Harberger（1964）才开始尝试估计实际经济中税收的超额负担。Harberger的基本思路是将超额负担的定义公式进行二阶泰勒展开、忽略某商品（要素）税对其他商品（要素）的影响。这就是著名的“哈伯格三角形”。按照这一思路，哈伯格对美国税收的效率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例如Harberger（1964）发现美国个人收入税扭曲劳动－休闲决策导致的超额负担约为美国GNP的0.4%；Harberger（1966）发现资本收入税的超额负担约为美国GNP的0.8%。

自哈伯格的相关领域研究综述（Harberger，1971）发表之后，Feldstein（1978）、Rosen（1978）、Hausman（1981）、Browning（1987）、Hausman and Newey（1995）等学者分别考察了多种商品（消费）税、收入税的超额负担。由于与超额负担估计相关的是希克斯（补偿）需求函数而非通常的马歇尔需求函数，这些文献的重点集中在消费者行为、支出函数和补偿需求函数的估计。

20世纪90年代后期，超额负担的估计强调个人劳动供给和储蓄行为的影响。代表性工作是Feldstein（1999），他尝试根据消费者行为间接推测劳动收入税的效率损失，即从收入对税率变化的敏感性角度估计超额负担，发现传统“哈伯格三角形”大大低估了收入税的超额负担，Feldstein估计的劳动收入税超额负担是“哈伯格三角形”的10倍以上。Chetty（2009）对Feldstein（1999）的超额负担估计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精炼。Goulder and Williams（2003）在传统“哈伯格三角形”中加入个人的工作－休闲决策和劳动供给的间接影响渠道，也发现超额负担的估计值大大增加，在有些情形中能够超过“哈伯格三角形”的10倍。

迄今为止这些估计税收超额负担的文献聚焦于个人（消费者）行为和需求端，较少讨论企业行为和供给端，更少涉及异质企业环境下税收的效率损失问题。企业异质性是现实世界的普遍现象，即便在最细分的行业里企业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个别企业的规模、市场份额和绩效可能是另一些企业的数倍甚至数十倍。然而囿于理论上的困难（代表性企业在理论上处理起来容易得多）及微观计量方法和数据的缺乏，理论上和经验上对企业异质性的正式处理直到最近才发展起来。

近十多年来，对企业异质性的重视是推动经济学各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经济学家们尝试在异质企业环境下全方位审视传统经济理论。例如，Melitz（2003）强调企业效率（生产率）的异质性；Schott（2004）、Johnson（2012）强调企业产品质量的差异；DeLoecker and Warzynski（2012）强调企业加成率（markups）的异质性；Das et al.（2007）强调企业沉没成本的异质性；Bernard et al.（2010、2011）强调企业供给的产品种类和组合的差异等等。考虑了企业异质性的研究给宏观经济学、产业组织、国际贸易、金融等经济学各个领域注入全新的活力。

虽然税收超额负担源于商品间的有效税率差异，然而在税收超额负担的估计中企业异质性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一些最优税收文献（特别是最优商品税）很早就关注了行业间（不同商品间）的税率差异，不过行业内依然维持代表性企业的设定（Atkinson and Stiglitz，1976）。最近，企业异质性的引入推动了宏观领域资源误置文献的迅速发展。

资源误配与税收的超额负担估计密切相关。Ｒestuccia and Rogerson（2017）总结了相关的资源误配研究，将其概括为“间接方法”和“直接方法”。前者以Hsieh and Klenow（2009）为代表，旨在估计经济中的总扭曲损失；后者聚焦于测量特定扭曲。他们认为公共经济学领域很早就开始测量税收的超额负担，这是典型的直接方法。确实，税收超额负担本质上就是因为扭曲了资源配置而造成的效率损失。

不过，资源误配文献关注的主题是资源在生产率异质的企业间配置对加总（宏观）生产率的影响，这与传统税收超额负担文献尝试估计税收扭曲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可能是资源误配置文献基本上没有引用传统税收超额负担文献的原因。

陈晓光（2013）与本文的努力方向接近。他在Hsieh and Klenow（2009，以下简称HK）的资源误配框架中引入增值税有效税率的差异，发现消除这一差异后宏观生产率可以提高7.9%。该文也强调行业内企业间生产率异质性的重要性，不过并没有将分析焦点放在增值税的超额负担上，而是沿用HK的重要设定，如替代弹性（加成率）直接给定，规模收益不变，资本和劳动贡献之外的所有剩余都归入企业生产率，要素特别是资本没有调整成本等。

这些宏观分析中常用的设定大大简化了估计过程，代价是牺牲了估计的准确性和可靠性。HK自己也意识到其结果对这些模型设定十分敏感。Haltiwanger et al.（2018）使用包含有企业水平价格的美国制造业数据，对HK的这些设定进行了系统地检验，发现这些设定所隐含的预期都不成立。

本文尝试使用微观数据直接估计替代弹性、要素产出弹性和多维度企业异质性。这也是目前贸易和经验产业组织等微观文献中结构估计关注的焦点。DeLoecker and Warzynski（2012，以下简称DW）将替代弹性的估计整合进Olley and Pakes（1996）提出的后经Levinsohn and Petrin（2003）及Ackerberg et al.（2015）发展的要素产出弹性和企业生产率的结构估计框架，讨论出口对企业加成率（价格除以边际成本）的影响。

受Hall（1988、1990）的启发，DW根据企业成本最小化问题得到了加成率的表达式。这样，他们先用Ackerberg et al.（2015）方法估计可变投入（原材料）的产出弹性，然后用该可变投入成本占总销售的份额除以其产出弹性得到加成率的估计值。DW估计加成率的两步法被广泛接受，形成贸易和产业组织文献发展的一个热点，最近的应用例子如Brandt et al.（2017）。DW方法需要企业层面的产量和价格数据，这在大多数企业数据库（包括他们所用的数据）中是缺失的。

他们认为其关注的焦点是加成率与企业出口间的关系，而不是加成率的水平。这种关系并不受用经过行业价格指数平减的企业销售替代企业产量的影响。然而在增值税超额负担估计中需要的是企业异质性和替代弹性（加成率）的水平，而且DW两步法的估计偏误在需求异质环境下可能变得很严重。本文提出的估计方法不需要企业层面价格水平，且能够避免DW两步法的估计偏误。

模型设定（略）

三、数据描述与估计结果

（一）数据描述

本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库”，样本期为1998-2013年（2010年数据异常，剔除）。这一数据库覆盖时段长、指标丰富，接近于全样本，是学术界广泛使用的中国企业层面数据库。聂辉华等（2012）指出，该数据库存在个别指标缺失、数据异常和个别变量定义模糊等问题。本文对数据库进行了细致整理，仔细界定所用变量，并参照Brandt et al.（2012）进行跨期匹配、构建面板数据，尽量使数据更为可靠。由于烟草制品业(16)样本量少，可能偏离本文结构模型的垄断竞争行业设定，本文排除这个行业，分析其余的27个二位码制造业行业。

（二）估计结果

参数估计结果显示，所有 27个制造业行业的生产函数系数估计结果均具有很强的显著性。敏感性分析表明基本结果稳健。从制造业增值税超额负担的估计结果来看，总体上看一个鲜明的印象是增值税的超额负担其实很小：从损失的幅度看，平均而言它相当于同期实际产出的0. 94%；从份额上看，在各种经济扭曲造成的总效率损失中增值税引起的损失只占0. 81%。而且，在大多数行业和大多数时期增值税的超额负担也不是很明显。此外，增值税超额负担在行业间的异质性较为明显。

本文还做了两个政策模拟。第一个政策模拟考虑企业间税率差异缩小时超额负担的变化。具体的，本文将企业销项和进项税率都减半（相当于标准差减小一半），发现增值税的超额负担明显下降：平均损失幅度（相对于同期实际产出）从0.94%下降到0.22%。这说明增值税超额负担对企业间增值税率差异比较敏感，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加强税收征管带来的企业间税率差异缩小能够有效地减少增值税超额负担。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是另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其表现是市场竞争不断加剧，新技术新设备快速普及推广，落后企业不断淘汰，反映在企业生产率上表现为行业内企业生产率越来越集中。第二个政策模拟考虑企业综合异质性缩小时超额负担的变化。具体的，本文将企业综合异质性减半（相当于标准差减少一半），发现增值税超额负担也明显下降：平均损失幅度从0.81%下降到0.69%。

四、总结性评论

本文尝试在税收效率的经验分析中引入企业异质性，发展一个估计行业内增值税超额负担的结构框架，将经验产业组织中生产函数、需求函数和企业异质性的估计文献与税收超额负担传统文献整合起来。运用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数据的估计表明，增值税的超额负担其实很小：平均而言只相当于同期实际产出的0.94%，在经济总的效率损失中增值税造成的损失只占0.81%。在估计的27个制造业行业5个子时段（共计135个行业－时段单元）中，绝大多数情形下增值税的超额负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只有8个行业－时段单元增值税的超额负担值得关注。本文还发现，如果维持增值税进项税率的分布不变，只是单方面的取消销项税率的异质性，实施一致税销项税率，增值税的超额负担不仅不会下降反而会增加，其平均损失上升为同期实际产出的1.17%。

中国增值税制度的典型特征是多档次税率和诸多税收优惠政策。渐进式改革下增值税的制度设计上需要权衡改革阻力和财政收入压力。《增值税暂行条例》本来就规定了品目繁多的优惠政策，为了降低阻力，每次改革又新增了不少过渡性优惠政策。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增值税的体量庞大，国家也一直重视增值税的经济调控职能，针对特定行业、地区甚至纳税人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这导致了形式非常复杂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包括免税、税率折扣、税额扣减、即征即退、先征后返等等。这是导致企业间增值税实际销项税率和进项税率鲜明异质性的根本原因。一般认为多档税率和诸多税收优惠政策的存在，不符合税收中性原则，会扭曲企业的经营决策，加剧资源错配置。然而本文的估计表明，从扭曲资源配置的程度上看中国制造业增值税的效率损失并不明显，至少在众多经济扭曲中并不需要得到特别的关注。

关于如何完善中国增值税制度历来存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倾向，前者希望通过顶层设计一次性消除税收制度中的所有扭曲。例如借鉴欧洲的经验，梳理、取消所有增值税的政策优惠，推行Mirrlees et al.（2011）、欧盟委员会和IMF等所建议的一致税率。本文的结果显示，即使不考虑改革的阻力和成本，这种努力的收益其实也不是特别明显。而且本文的政策模拟还表明，这种激进的改革可能存在加剧效率损失的风险。由于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系统性改革方案很难做到天衣无缝，可能造成转轨期震荡。这种震荡反而可能大大加剧增值税的超额负担。毕竟现实世界总是面临着种种约束，我们所能做的是在这些约束前提下进行次优抉择。至少在增值税改革领域，本文的结果支持通过渐进方式完善中国增值税制度。

中国增值税率差异90%表现为行业内差异。篇幅所限本文将重心放在行业内税率差异造成的增值税超额负担。行业间税率差异的变化会导致要素在行业间流动，代表性消费者的收入和支出结构也会因而改变，即行业间税率差异也会导致效率损失。由于本文是一般均衡框架，价格与行业间要素配置由整个经济的要素市场均衡决定，下一步可以将其拓展，用来分离税收的行业间与行业内超额负担。

（本文作者尹恒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张子尧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现中南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讲师）；孙玉坤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本文转自《世界经济》2021年第10期。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